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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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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吴启兴

 【内容提要】本文明确了世界文化的外延、普世理念与普世价值的产生。明确了各国特色、中国特色概念的内涵,阐明了东西方文化的所长所短及其互补性、阐明了各个民族文化都可以产生普世价值。明确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价值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责任等等。

 【关键语词】世界文化   普世价值  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各国特色  和平融合

   中美对峙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姓社姓资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西方文化与经济的自然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经济形态与意识形态中美对峙也不是因为自由与民主程度不同的所谓人权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也自然会走向自由与民主,中国文化中从来不缺少民主与自由的文化因素,各个国家社会民主与自由的程度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制约决定。
      中美能够成为合作伙伴合作共事并积极承担国际事务,是因为中美文化中都有许多人类发展所共同具有的优秀文化因素、有许多需要互相学习的方面、有许多需要互相学习的内容,而中美对峙的根本原因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而能够互相兼容接纳的。人类的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的复兴,是东西方思想家认为的当前的最大研究课题。如何能够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中国文化中“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将给人类前途以启示。本文共分六部分:
       一、中国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开放性
       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因素的重大作用
       三、走向民主是中国文化民本仁义思想发展的必然
       四、东西方文化的所长所短及其互补性
       五、中美加强合作引领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六、人类的和平融合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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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开放性
                                                                     吴启兴
      世界文化按国别划分,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美国文化、英国文化、法国文化、俄国文化等等,不一一列举。世界文化按洲别划分,包括亚洲文化、欧洲文化、非洲文化、澳洲文化、南北美洲文化。世界文化按东西半球划分,包括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世界文化宝库由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部分来组成,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优秀内容,充实了世界文化宝库,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普世理念,是普天之下整个世界全人类都适于、适合的理念。普世理念与普世价值,就产生在世界文化宝库里、产生在世界各国文化中(而不是只能产生在某一个国家文化中)、产生在文化的过程中。如《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曾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被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行为化认识、是道德义理的实践化要求,是人们为人处事应该遵守的金科玉律。但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他们目瞪口呆,因为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而耶稣与孔子的价值观却如出一辙。如今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入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的正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现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因为中国文化始终是一种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具有人类普遍适用性的开放性文化。中国文化的人文性最具有人类普遍适用性,在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中,“人文”一词古已有之,在周《易》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语句。中国人不仅最早提出了人文概念,而且和天文对举,天文讲自然之序、属于自然科学,人文讲人伦事理、属于人文科学,两者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形成了人类科学、形成了中国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思想文化体系。
       中华文明,从周礼到孔孟之道的礼制,都突出重视责任。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夫妻之间的相互责任、家族中集体中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一种责任。责任本身是一种美德,是具备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所具有的。中国文化认为自私不是好品德,中国文化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提倡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西方“民主、自由、人权”追求者的追求。
       中华文明中,“公平、公道、和谐、责任”是最具哲理又符合人们向往追求的普世价值观。社会既重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又都不能凌驾于别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与国家、人类的利益之上,是较之西方更合理、更具普世文明的价值理论。《礼记》的“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对人类未来大同世界的精彩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提倡仁爱与仁政,认为苛政猛于虎,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孟子则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关爱人性是人类永恒的需要,是中国文化中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追求。
       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不如在中国更加普遍地受到人们的欢迎?是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理论与中国孔孟之道的大同世界描绘相吻合而大体一致。两种大同思想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相同之处,是两种文化具有的共同思想内容的重合部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共产主义理论受到西方社会提倡自私自利的一部分人的排斥,却受到东方具有孔孟之道的提倡利己不能损人、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人的中国人的欢迎。
      众所周知,中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时,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强于中国的强国,按照西方的殖民理论与丛林法则,中国借此机会完全可以攻城略地、海外殖民、扩大势力范围。但中国没有那样做,中国完全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自己的发展,绝不把自己的文化意识与做法强加给各国人民。反映出的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互相尊重与仁慈善良,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德仁厚重与“公平、公道、和谐、责任”的普世价值观。
       人文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意;人文区别于野蛮,有文治教化之义。人文一词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区别,彰显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观乎人文”是道德义理的人文化,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熹认为,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社会上的人都恢复释放出人性中所具有的善性,人类社会才能和谐,人们的生活才能幸福。
      人类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的,人类必须永远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被淘汰而成为地球的过客。在地球产生以来的运行中,从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已有5亿种生物生存过,如今绝大多数早已消逝。如2.5亿年前的三叶虫、6500万年前的恐龙,它们都已经成为地球的过客就是对人类的教训。自然科学,是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认识。人文科学,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的经验智慧的结晶。观乎天文注重自然规律,是人类已经懂得人类需要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人类才能生存延续、人类才能生活幸福、而绝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而生活。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就是要更多地认识自然规律、使人都越来越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更加美好。人类取得的一切科技成果,不是人定胜天(谁也改变不了自然规律)、而是人定顺天(遵守遵循自然规律)的结果。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周《易》哲理到孔孟之道、经汉尊儒术到唐纳四方、再经宋朱(熹)理学对孔孟之道的坚守、一直到明朝郑和下西洋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自由贸易的平等、尊重与不扩张,中国文化一直坚持不掠夺自然、不掠夺社会、不掠夺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人文思想文化体系。

       中国的上古时期,与世界各个民族一样各自独立发展,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光辉灿烂光华四射的古代文明。但是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北非的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欧洲南部的古希腊,这几个光辉灿烂的古文明,后来都由于外族入侵和其他的原因而中断了,只有东亚华夏地区的古中国文明一直没有中断而持续生存发展、至今兴旺发达——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不掠夺自然、不掠夺社会、不掠夺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人文思想文化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6个民族,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由56个民族的文明文化共同构成。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三个被世界各民族仰慕称赞的时期,一是汉族人因为曾经建立的汉代政权的文明强盛令人仰慕,被称为汉族或汉人。.二是唐代政权的文明强盛令人仰慕,世界各国至今还有些人称中国人为汉人或者唐人,华人居住区被称为唐人街。三是明朝郑和下西洋与世界许多民族和国家的交往,让世界许多民族了解了中华文化而有了东方文化之美称。
        中华文化的长盛不衰,是因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主动学习各个兄弟民族的长处的文化开放性。例如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毅然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在与北方民族及中原诸侯的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譬如唐代的唐僧取经。唐朝僧人陈讳,法号玄奘,唐太宗时玄奘从长安出发,经我国新疆和中亚等国,到达天竺国即今天的印度,学习了许多语言,研究了大量佛经,同天竺各地的一些名僧一起研讨佛经,回国时带回佛经600多部。玄奘还和他的弟子合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载了当时的100多个国家的情况,成为今天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而唐僧取经引入中国的佛教,也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儒、道、佛并列,成为唐代以后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亚、南亚许多国家与民族文化的长处也自然纳入到博采众长的中华文化之中、使中华文化开始具有了亚洲文化的内涵、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再如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清政府在与外国资本主义联手对抗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看到了外国先进科技的好处,有了学习的欲望,60年代后,清政府引进西方科技、买西方的机器、造轮船、修铁路,开始电报、新式邮政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汉阳枪炮厂相继开办。纺织工业,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相继开办。汉口办的湖北织布官局实际上包括织布厂、纺纱厂、缫丝厂和制麻厂四局。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进步作用。
       再如20世纪初开始的学习西方的共产主义。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经过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帝国主义侵略破产了。实践证明科技落后的国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机械化的资本主义之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先进剥削落后为前提为基础、是以强者剥削弱势群体为前提为基础的,落后的国家都发达了,先发达的国家它剥削谁?而共产主义则是提倡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联合起来、是弱势群体联合对抗强势群体而追求公平公道的哲学与思想体系,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使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中华民族又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如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博采众长,根据中国的实际、充分学习一切国家的一切长处而又避免走他们的弯路,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了快车道,在世界的排名越来越往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不仅能够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能够抵御并且化解西方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帮助世界许多国家化解经济危机。中国社会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的集体主义所彰显出的蓬勃生机引起西方人士的惊呼,认为这是弱势群体联合对抗强势群体、科技落后国家追赶科技发达国家的“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战”
      这一挑战不仅在于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事实,更在于长达三百年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危机。一些西方理论认为,自由是发展的基础,西方的发展来自于自由主义传统,他们认为中国是专制主义国家,而专制主义是压抑人性、压制经济自由发展的。面对弱势群体联合对待强势群体、科技落后国家追赶科技发达国家的“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战”、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制度。
      其实,中国文化中从来不缺少民主与自由的文化因素,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民主与自由的泉源,只是有的人没有看到、或者有的人不愿意看到、只是现在的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蕴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自由与民主的活力,乘上了现代化的时代列车,促成了中国的快速崛起。自由与民主是人类永远的追求,东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自由与民主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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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昕兵老师的建议,为了便于阅读,长篇短发。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因素的重大作用

                                                         吴启兴

    自由就是由自,就是由着自己,自由就是每个人自己作主。随自己的意愿,自我决定自己的行动就是自由。自由是一种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上,不论东西还是中外,早期的人的自由都是相对于人身依附和奴役关系而言的。在古希腊,不同于奴隶的人称之为自由民,其最大特点就是享有人身自由。

   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三种文明形态,即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游牧文明社会刚从原始部落社会脱胎而来,恶劣的环境需要部落整体的相互依赖,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少。商业文明以商品交换为手段,人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因此具有更多的人身独立和自由。与游牧、商业相比,农业生产收获相对稳定,并能不断重复再生产,人的自由程度介于二者之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使中华文明长期延续。而支撑农业文明的主体是农民,在工业革命崛起之前,中国农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比较,最大的特点是自由。

   在古代农业社会,西欧盛行的是庄园制和农奴制。农奴人身属于主人,社会地位低下,受到庄园主的奴役。农奴不是自由人,人身属于主人,且世代相传。其耕种的土地属于主人,土地不得买卖,农奴对封建庄园及其庄园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中国自告别原始社会,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唐尧时的古歌谣《击壤歌》描述道:“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从秦始皇时起,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经营的经济制度。与农奴相比,中国的农民属于自由民,具有人身自由。

                                  

本主题由 张杰 于 2014-3-23 15:33:15 加入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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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自由首先表现为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获取税赋编制户口,使所有人都成为“编户齐民”,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是国家的子民。在国家共同体内,士农工商、农民与其他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在人身上是自由的。即使是租佃地主土地的佃农,地主只能根据契约获得收租,而不得占有佃农的人身。地主的含义是地的主人而不是人的主人。地主只拥有经济权力。自耕农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强。而西欧封建农奴社会则不同,领主不仅是地的主人,还是人的主人。领主除了拥有经济权力,还拥有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不仅终生和世代占有土地,而且终生和世代占有农奴。由此建立起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见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

  第二、中国古代的农民经济自主。从生产资料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自由的。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中国农民的土地不仅可买卖,还可继承、转让。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生产工具都是自己的,凭借生产工具独立从事劳动。

  从生产过程看,农民独立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从生产产品看,农民有获得和支配自己产品的自由。中世纪西欧实行劳动地租,古代中国则以产品地租为主。货币地租的出现则进一步弱化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依赖关系。除了地租和税赋外,农民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到外地进行自由交换。

  古代中国的农民不仅可以自由活动,而且可以自由流动。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史学家胡如雷指出,“西方的农奴是终生被束缚在领主领地上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合法地离开领地;中国的佃农虽然长期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但这种束缚却不是终生的,佃农可以改佃,地主也可以撤佃。”“中国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比西方终生固定于某一庄园的农奴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农民还可以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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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中国古代的农村社会自治。中国古代,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农村社会按照乡土规则运行,实行乡村社会自治。家事、村事和乡事主要依靠家长、家族和乡绅自我管理。政府管理未能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管理之中。乡村社会成员从社会自治中获得自由活动的空间。韦伯说,在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在中国的乡村,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二元分离,地主需要借助家族社会力量才能共同治理村庄。村民在社会地位上是平等的,地主没有治理上的特权。
    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建立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治组织也非常丰富。唐宋时期出现了一种女性社团,叫做“女人社”,几个情投意合的女子,出于互助的目的,就可以结成“女人社”,跟妇女协会有点类似。工会也不是近代之后从西方传入的新鲜事物,清代的广州、佛山等地,由于工商业发达,产业工人众多,不少行业都成立了工匠组织“西家行”。乾隆年间,在佛山的石湾,陶瓷业的工人已在运用“西家行”跟东家协商工资标准了——“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见吴钩 《莫道古人不知自治》)成立各类共同体,建立保障成员利益的治理秩序,向成员提供公共品,是人类社会的本能,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本能,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结社经验,构建了各类的自组织。如实现村社自治的“乡约”;维持行业自治的“会馆”与“公所”;向商民提供贷款、汇兑服务的金融机构“票号”;向贫困人家提供救济的慈善组织“同善会”“善堂”,而不是仅仅有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族组织。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权力的管辖半径非常有限,“皇权不下县”,社会的良性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类自组织的自治与相互之间的协作。道家讲求“我无为而民自化”,说的是国家权力少些干预,民间会自发形成良好秩序;中国的儒家讲求“化民成俗”,是说社会的治理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机器,具有道德威望与结社能力的士君子致力于建构公俗良序。而公俗良序当然离不开社会自组织的维持。社会一词,是有“社”有“会”才形成社会。先贤们构造的社会自组织,不但维持了当时社会的良性运转,也为今日建立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提供智慧、经验与文化自信。而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领主在领地内的特恩权,即征税权、司法权和军事权,是毫无限制的统治者,“以棍子和鞭子统治着农村。”
    第四、中国古代人的思想自由。中国农民以耕种土地为生,有神鬼意识、信仰观念,但其思想意识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处于无拘无束的自在状态。中国人可以自由地信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的思想、观念、信仰、意识可以共同存在,相互包容,甚至集于一人之身。在中国,没有欧洲、西亚、南亚那样的宗教极端意识,也没有因为信仰而导致的战争。各种基于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异常活跃,并与官方文化相对独立。
    第五,中国古代的政治自由。中国农民的政治自由表现为依靠自我和自然成长的自立状态。一是具有消极的行动自由,政府不过多干预和介入农民的生活。“纳完粮,自在王” 政府对于农民是“无为而治”。二是农民具有积极的行动自由,中国农民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农民有尽已之力反抗暴政的合法性,中国农民会“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均田地,等贵贱”。中国的农耕社会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靠“官逼民反”的“均田地、等贵贱”的改朝换代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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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世纪西欧的“城里空气使人自由”不同,古代中国是“地里空气使人自由”。 徐勇教授说,西方自由产生于城市商业社会,东方中国的自由产生于乡村农业社会;西方自由是商人的商业自由,东方中国的自由是农民的农业自由。东方的自由,在自由的小农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核心要素就是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自主性是前提,积极性是结果。只有自主的人才有来自人自身内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民的自由状态和对于自由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创造了农业文明奇迹。世界文明发源地都来自于农业文明,古代农业文明一直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中国,中国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农业文明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者正是广大农民。农民得以创造出农业文明奇迹,便在于处于自由状态的他们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古代中国也存在着剥削,且剥削度较高,使农民不得不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自由的经济社会关系,又使农民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多一点的收获,从而自我改善生活状况或人生命运。生产过程完全由农民自我完成,产品的自我占有使偷懒成为对自己的犯罪。
    中国农村中的佃户一般能订立固定租金的长期合同,能促进他们的事业心并提高生产率。产生出中国农民特有的勤劳品质:“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韦伯说“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的劳动是为了自己的劳动,是为了自己能够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而劳动。中国农民劳有所获的自由劳动,与欧洲劳无所获的农奴式劳动的结果与作用不能同日而语。自由劳动与奴役劳动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劳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可以使自己的命运有所改善,由此也才有了自觉自愿的刻苦耐劳,才有了劳动无限投入的精耕细作,才有了满足自我需要的耕织结合。这正是中国得以创造农业文明奇迹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是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中国农民的沉重赋役是世界上最深重的之一。自由、自主、自在和自足的生活始终是农民的追求,当他们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时,他们绝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而是奋起反抗,迫使统治者让步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迫使统治者改变土地占有关系而均分土地。“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费正清说,“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纪毫无变化的世界早期帝国的残存实例。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变化动力来自于自身内部,特别是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广大农民,否则就无法解释在西方还未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何以有世界最为持久灿烂的农业文明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现代人说发展缓慢只是相对于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来讲较为缓慢而已,与古代西方社会的农业发展相比,哪有什么落后与缓慢?
    中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时,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强于中国的强国。中国的农耕时代(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农耕时代(欧洲的中世纪)一样漫长,也与西方的农耕时代(欧洲的中世纪)一样各自自然发展,到中国的明代,也与西方社会一样,自然产生出商品经济的萌芽,产生出郑和下西洋的自由、平等、公平、公道的商品贸易,哪有什么落后与缓慢?
    郑和下西洋,开始于1405年,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是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亚非国家文明的长处也自然纳入到博采众长的中华文化之中。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之路,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的自由的商品贸易,既早于哥伦布,也早于麦哲伦。郑和下西洋的商品贸易为什么没有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东西方文化中的商业思想和行为的不同。郑和下西洋自由平等贸易的商品是茶叶、丝绸与瓷器,西方人的商品中则有大量毒品鸦片。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仁义为中心,公平公道融化在人的心里,人们的重义轻利思想使商业行为没有很大的利润而又有许多风险存在,对于商业发展的刺激比较小,因此商业贸易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商业贸易发展较慢。
    而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商业行为以利为中心,商业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西方社会进行世界性贸易的过程,伴随着许多野蛮的贩卖黑奴与昧心的毒品鸦片。根据西方学者提供的数据,五百年来,三千万印第安人遭到种族灭绝,资源丰富的南北美洲大陆被占领,五千万黑奴作为无偿劳动力被贩卖到美洲。西方社会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为什么没有与西方的农耕文明一样走向商业文明、而且走向了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而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代末年游牧文明的满族人政权取代了农业文明的汉族人政权,游牧文明社会是刚从原始部落社会脱胎而来的文明,不仅仅造成了一定时期内农耕水平的倒退,也中断了中国明代与西方社会一样自然产生出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商业文明,与西方社会有了差距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而亡国灭种。
   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生生不息的自由因素生命力之强是谁也压抑不了的,20世纪初给中国送来的共产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崛起,不仅能够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能够抵御并且化解西方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帮助世界许多国家化解经济危机。中国社会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与集体主义所彰显出的蓬勃生机引起西方人士的惊呼,认为这是弱势群体联合对待强势群体、科技落后国家追赶科技发达国家的“西方三百年未有之挑战”、使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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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民主是中国文化民本仁义思想发展的必然
                                                      吴启兴
     中国文化中,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兼容相通。
    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这一理想首先体现在《礼运》中,儒家的大同太平理想,与现代民主社会虽不全然吻合,但两者本质一致。大同太平理想在大多数国家已得到局部实现,例如民主选举制保证了“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健全的福利制度保证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互助互济、扶弱救贫和睦相处。
    儒家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在义理上一脉相承。儒学肯定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君由民举”、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君臣皆为民立”的思想等,都是相当成熟的社会契约思想。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清末谭嗣同在《仁学》中畅言:“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这些论述都是儒家人民性民主性的思想精华,是民主宪政题中应有之义。
    民本相对君而言,人本相对神而言。儒学相当于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文宗教,梁启超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儒家最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推导出的都是人与天地具有同等地位的结论,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精神。
    传统文化重民尊民,重视集体、重视社会。儒家认为自我理想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理想人格是能在群性与个性之间维持平衡的人。儒家富有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十分重视个人自主的独立品格和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孟子认为“道惟在自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都是对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充分肯定。
    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儒家学说内容丰富,涉及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个方面,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圆融结合,在道德上儒家始终坚持高扬理想主义。孔子提出圣人、君子、成人、仁人等理想人格。将“仁”作为君子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求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离。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儒和大理学家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高涨的尊严意识、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必定要在人的行为上寻找出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走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大道,这是道德心性逻辑发展之必然。
    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内圣是道德理想,外王是政治理想。孔子晚年所作《春秋》,是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
    儒家仁恕之道与普世价值原则相同,儒家的道德伦理信条,具有普世意义。一批世界知名政治家曾联合发表《责任伦理宣言》,得出了人类社群可以共同奉行的两个基本原则。两个原则之一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另外一个原则是康德的“人是目的”的人道原则。把人当人看,而不当作手段,这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同义的。恕道和人道原则展示了儒家在建立人类社群伦理方面所拥有的普世性,突现了儒家在构想建设持久和谐的天人关系方面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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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清代,清代政权由最初的想用满人文化取代汉人文化、到逐步认识到的不得不使用汉人文化、到自觉融入到汉文化之中,到清代末年的立宪措施行宪计划,充分说明了儒学与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观是兼容和相通的。中国有关宪政的思想,在道光朝已有认识,到了清末已成为一般知识界乃至朝野上下不言而喻的公理。当时的维新派立宪派,全都接受过儒学的熏陶,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提出了立宪原则,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设立各省咨议局,成立资政院等等。
     后人有人认为清廷立宪是死到临头的自救行为,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困境,为了挽救危局以延帝制迫不得已而为之。说自救不错,但虽属被迫,如果不是晚清宪政的进程被辛亥革命中断,中国则可因清政府的自救行为而迈上宪政之路。懂得世界各国历史的思想成熟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哪个有君主的民主国家,不是君主对于民众的民主要求进行妥协让步的结果?
     从纵的方面看,儒家文化向民主自由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儒家道统的出现以及道统说的提出,对于王权专制具有一定的约束和制衡作用。在枢轴时代以前的古代文明中都存在一种政教合一的宇宙王制,地上的王权是根植于神灵的世界,也就是说王制是人世与宇宙秩序缔结的枢纽;国王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人王也是法王。宇宙王制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甲骨文所见的殷王祭祀,殷王不单是上通神灵世界的管道,也是合政教于一身的君王。西周以降,以天子为称号的普世王权更清楚地反映宇宙王制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的兴起,起到了消解宇宙王制的历史作用。经孔子整理的经典中有这样的论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实际上是把君权神授引向君权民授的初步尝试。汉代公羊学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更是从儒学传统中演绎出了民主的萌芽思想。
     王怡说过:“‘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但是在专制之外,它也一样有着虚君立宪的功用。虽然说是君为臣纲,但却是天下之道中的一维而已。……更何况皇帝亦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这样,就在意识形态上造就了两元分离的局面。在历史上也成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的一个有力途径。”他甚至表彰董仲舒的君主立宪制,“要是夸张一点,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于是中国的《自由大宪章》。”儒家文化向民主自由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王思睿 《政统、道统与学统——对何家栋“新道统”说的一些思考》)
     从横的方面看,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香港、亚洲四小龙,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有的国家或地区对于儒家传统的珍惜热爱和弘扬不亚于中国,它们都已陆续走上民主法治之路,可见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都会走向民主化法治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大陆现在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些思想未成熟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不够民主,不如西方国家的全民选举更民主更自由,其实他们连自由、民主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自由就是由自,就是由着自己,自由就是每个人自己做主。民主是人民做主。人民做主不是个人做主,人民做主的事情是少数服从多数,譬如西方国家的竞选州长竞选总统,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愿是要被否决的。少数人的让谁当州长当总统的意愿是要被否定的。
     这些思想未成年人不想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有没有镇长、州长、议员、总统?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都是选了一些人,搞的“代议民主”。选举了镇长、州长、议员、总统以后,镇事、州事、国家事务、还是由镇长、州长、议员、总统分别处理。在当代民主体制中,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仍然属于间接民主、代议民主的范畴。
     一个人的完整的生活方式包括三个领域:一、个人社会领域,比如谋生、恋爱、亲情等;二、社会公共领域,比如公众舆论、社团活动、社区参与等;三、国家政治领域,即国家公权力建构与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党派活动、公职人员选举、政策制定及其强制性实施等。一个人思想问题能够考虑到这三个方面,是思想成熟。思想未成年人只是想前一个或者两个方面,想不到这三个方面。
     胡适把“个人主义”分为三种:一、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其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二、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三、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一个人思想问题能够考虑到既有个人自由意志,又考虑个人担干系,负责任,是思想成熟。思想未成年人只是想个人自由意志,不考虑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是: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这种改造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这种改造是要奋斗的。(引自何家栋: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一个人思想问题能够考虑到“改造社会须从改造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这种改造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这种改造是要奋斗的”是思想成熟,思想未成年人想不到这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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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思想未成熟者喜欢自由,也呼吁民主,其实他们以为民主就是他个人说了算,其实他们连民主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具有真正民主意识的人,知道自己没有真知卓见就要被人代表,知道被代表也是民主。具有真正民主意识的人,理解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与主意如果属于少数人的主意,自己的主意就要被否决,知道自己的主意被否决也是民主。
      一些思想未成熟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不够民主、认为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是他们使用了错误的论证比较方式、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可以有这样几种做法:
      1、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与优秀部分互相比较
      2、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糟粕与糟粕部分互相比较
      3、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互相比较
      4、中国文化的优秀与西方文化的糟粕部分互相比较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与优秀部分互相比较、看看相同的优秀有哪些内容、不同的优秀有哪些,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是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做法。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与任何一位愿意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使用这种比较方法。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糟粕与糟粕部分互相比较、看看相同的糟粕有哪些内容、不同的糟粕有哪些内容、互相避其糟粕取精取长,这是正确的做法。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与任何一位愿意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使用这种比较方法进行研究。
      如果现在的中国人只是把中国文化的优秀与西方文化的糟粕部分互相比较,那么中国人则可以产生盲目的自信、妄自尊大、瞧不起西方文化、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使近代以来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这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比较方法。
     但是有些思想未成年人恰恰相反,只是以中国文化中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的精华相比。这样比较,以中国文化中的糟粕衬托西方文化中的的精华、使糟粕更显猥琐、使精华更显光辉,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特别是近代社会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社会、被西方列强瓜分领土、屡遭侵略欺负的危难时期,中国愤青的这种错误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的伤害是非常残忍的。中国愤青乐此不疲地所做的,就是这种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而使残的比较。
      论述至此,有的人会说,你写的这篇文章,在论述中国文化的优秀的字里行间,不是也常常谈及西方社会的某些不足吗?是啊,本文为什么在论述中国文化的优秀的字里行间,常常谈及西方社会的某些不足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篇文章的写作,都有特定的写作背景、都是为特定的人群而写作。
     美国有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CRISIS)”、“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 )”。这种观察是深刻的,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欧洲列强和美国先后步入现代化之路并将亚非拉其他民族和地区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而在全世界树立起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以来,非西方国家就在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的困扰之中摸索着摆脱列强压迫的现代化之路;同时,现代化何以缘起于西欧而未能出现于东方社会,也成为各国大小学者、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多数东方国家屡试屡败的现代化尝试更为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独特产品的观点提供了现实的注脚,逼得许多急于摆脱民族败落命运的东方国家的仁人志士(包括中国人)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西化作为改变本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出路。(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近代社会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社会、被西方列强瓜分领土、屡遭侵略欺负、中国的一些思想未成年人认同西方社会一些错误认识、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缺少自信的这种环境而写作。中国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成为弱势群体成为弱势文化。强势群体强势文化的优秀显而易见,弱势群体弱势文化的优秀被人忽视。本文的写作,是为了充分认识东西方文化的所长与所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写作。
      本文的写作,是为了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平等、自由、民主因素、不了解中国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一部分的人的错误认识而写。本文不充分地写出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的平等、自由、民主因素、不充分地写出中国文化的优秀,那些思想未成年人他们能够知此知彼转变错误的思想认识吗?
      自由与民主程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决定的。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们的自由与民主的程度不同。不仅仅游牧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和商业文明社会的民主自由程度不同,同是商业文明的社会,人均年收入二万元、五万元、十万元、几十万元的商业社会的文明程度、民主与自由程度也是不同的。东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民生需求亦有四层含意:温饱、小康、公平、民主。(见李和中《差额选举与两种民主政制模式的融合》)
      人的第一需要是温饱,即人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人的第二需要是小康,在吃饱和穿暖以后,能有更好的物质消费,能够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和安全。人的第三需要是公平。公平是指社会公平,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人的第四层需要是民主,就是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它依托于健全的民主制度、丰富的民主形式。这四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逐级递升,民主作为人民生活的精神需求,是最高层次,也是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高境界。
      人们的类需求是有递进性的。超越低一级的需求层次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只会导致不切合实际需求的“乌托邦”。例如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政制,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政治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应该早已达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发达标准。但即使有这么好的客观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民生的第一层次需求——温饱问题至今还没解决。
      在马斯洛的理论中,人类需求被分为两级,温饱小康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求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公平、民主的需求是高级需要,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被满足。一个人对公平、民主的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人们也会有多个层次的需求。例如,当中国社会迫切要求解决温饱时,也存在着追求社会公正与民主自由的愿望。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求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社会当前的民生重点,就是如何解决全国人民的小康生活问题。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
      各层次的需求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求发展后,低层次的需求仍然存在,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不必关注民主,小康是奠定民主的基础,民主是小康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小康社会的建设,必然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对民主在新层次上的需求。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人民对民主的期望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不发达国家,温饱需求和小康需求的人数比例较大,高级需求、社会公平、民主自由之类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社会的民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原生态的民主政治演变顺序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民生小康,二是健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公正,最后才是民主化的完善。顺序搞错了,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阿富汗与伊拉克社会的不安定就是明显的例证。思想未成年人要求后发国家在民主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结果会是事与愿违。一个社会的民主政治,都是在渐进中走过来的。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平等、自由、民主因素,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程度不仅仅可以发展到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程度,而且可以超过西方国家的民主程度,中国文化是人类的优秀文化,这不仅仅是客观事实,而且也早就被古今中外的有真知卓见的思想家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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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方文化的所长所短及其互补性实质
                                                        吴启兴
      东西方的古代文化中,都存在着自由民主平等等积极的文化因素,中国古代也有言论自由。譬如唐朝,不仅仅魏征在朝堂可以对皇帝直言皇帝的过失,在文学领域调侃皇室也被允许,譬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暗讽皇上好色、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的大搞裙带关系等等。中国古代也一直存在着人民反对压制言论自由、争取言论自由的不懈努力。周厉王压制言论自由,得到的是国人暴动,得到的是自己逃亡权力丢失、而召公、周公共同管理朝政,后人称为“共和行政”。共和行政14年,这在当时是适合情势的一种政治制度,得到起义者的拥扩,使西周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西方社会古代雅典的民主享有盛名、尽人皆知,这里不再赘述。
    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与所短,不仅仅东方文化的古代中国存在着专制,西方文化的古代社会也存在着专制,不仅仅东方文化的近代中国存在着专制,而且西方文化的近代法国也存在着专制。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史称路易大帝。他亲政55年(1661—1715),是法国专制制度极盛时期,在他的统治下,法国一度统治欧洲,伏尔泰曾把这个时期称为路易十四的世纪。路易十四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君主制的中央集权的王国。他把大贵族集中在凡尔赛宫居住,将整个法国的官僚机构集中于他的周围,强化法王的军事、财政和机构的决策权。他建立起的这一君主制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属于西方文化的现代英国,君主虽然不能专制,但是至今还不得不保留着君主。
        1792810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了君主立宪制政体,1793年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信奉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登台执政。但吉伦特派政府对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抵抗不力,被巴黎人民赶下台。1793年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掌握大权,成立革命政府。面对内外对革命政权的威胁,开始推行专制统治。罗伯斯庇尔认为,在革命时期,需要依靠暴力和恐怖来维系,“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不然就会与共和国同归于尽。在目前情况下,政策的第一条,应当是依靠理智来管理人民,借助恐怖来统治人民的敌人。”
     按罗伯斯庇尔的说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而自由的敌人在国内国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一旦敌人被打垮,就应恢复立宪政府,即恢复“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由于现在是战时,“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应当“行如霹雳”,粉碎一切反抗。因为不能“对和平和战争、对健康和疾病实行同一种对策”,所以革命政府拥有“强制力”——即恐怖统治。罗伯斯比尔提出:难道强制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革命政府“对于人民的敌人除了处死以外别无选择”。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但结果却充满了暴力与恐怖,特别在“雅各宾专政”时代,独裁统治登峰造极——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随意践踏人权。最终大革命演变成一场悲剧,迎来了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即使是西方社会享有盛名的古代雅典的民主,也产生过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被处死的悲剧。
     属于西方文化的美国建国比较晚,但是美国也曾出现过不能自由地说话的历史,有过批评总统就是犯罪这样的一段历史。美国有一部《反煽动叛乱法案》,授权可以把说总统、国会坏话的人抓起来。1917年美国已参加了一战,鹰派政策占主流,所有反战言论得不到容忍,几百人因反战言论被抓了起来。一个五十多岁倡导和平主义的老太太,也因拒绝向国旗宣誓承诺支持参战被起诉。
    属于西方文化的美国,现在的民主程度也仍然令人不满意。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托马斯夏洛尔说,在美国,“谎言是政治与生活的一部分”。美国的全民选举的荒诞,不仅以前有文学作品《竞选州长》形象地告诉了世人,一直到现在。夏洛尔也认为“谎言有时候确实是选举不可避免的,候选人要做的是游离在真实的边缘,或者说偷换概念。”“一个民主党人,他肯定说罗姆尼满口谎言;而共和党人,也会说奥巴马全在撒谎。”“人们总是会抱怨,这些谎言政治太恶心了,我厌倦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中也有糟粕,对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抛弃,要批判,但是,批判坏东西,不能把好东西也一块丢掉,对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一定要分清楚,去除糟粕、继承发扬其精华,是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都是如此。对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广泛学习、充分利用。东西方文化的糟粕都要丢掉、东西方文化的优秀互相学习融合,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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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一词在欧洲的出现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远落后于在东方文化中出现的时间。在欧洲的中世纪,教会垄断文化教育,学校只讲神学。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新型学校开设了文学、哲学、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文学、历史、伦理学等,以人为研究对象,被称为人文学科。研究各种人文学科的学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提倡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成为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特征。
     “人文的准则首先是由一个社会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浓缩物。”(法国《解放报》19944 25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此前的欧洲社会,严重存在着禁欲主义,严重存在着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在进行东西方文化对比时,为什么有的人只是大肆宣扬中国历史上的禁欲主义,封建等级观念进行批评,而不批评欧洲历史上的禁欲主义,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
    探索自然,追求自由,张扬个性这些特征,有利于人类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与发展,有利于人的创造性的产生与发展。在近代社会,西方的经济与自然科学得到较快地发展。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在它产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和生产力比以前所有的世纪创造的总和还要多。
     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值;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但是它也同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传播到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就这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见李慎之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西方社会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已经走向极端。他们追求的个人自由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一个人的房子可以让社会的公路、铁路为其转弯,即使给其数倍于房子价值的搬迁费也可以置之不理,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情,这样的人也坚决不为。西方社会追求的个人自由已经成为极端的利己主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物质丰富、已使西方社会成为高福利社会,高福利而带来的可以坐享其成已使西方社会的许多人不愿意参加生产劳动、成为人类社会的不劳而获者。不正常的借钱消费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正常理论,美国的房贷风波几年前引起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还在危害着人类。美国华尔街的轰然倒下——金融风暴,或曰金融飓风、金融海啸狂扫全球,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被或多或少地拉进世界性的“第二次经济危机”之中。
     一些欧洲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时常惹得有些中国人的无比欣羡。然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这些高福利国家莫不面临着深重的灾难。希腊人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为了维持高福利,希腊政府一口气向欧盟借款3000亿欧元。北欧福利主义几个国家,过度的福利主义同样也会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比如挪威的独狼式恐怖袭击。英国伦敦街头冲突,欧洲蔓延的街头表演,正是福利主义的副作用。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见朱大鸣:《“福利主义”是会上瘾的毒药 》 )
     福利主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失去了责任感。很多人不愿意去生育、储蓄,更多的是享受过度消费,失去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这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危机。高福利国家的有些国民越来越不愿意工作,由于福利政策给予无业者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依赖社会保障不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不用纳税,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福利主义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家庭负债增加,消费能力下降,各种冲突不断。
     中国与世界接轨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是全方位的:纵向的和横向的。纵向上,中国有可能重演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发生过的一切;横向上,资本主义社会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又共时态地在中国发生。西方社会的不良社会风气,赌博、色情、吸毒等一系列问题,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过度追求,使没有真正认识自然与社会、没有真正认识人与人应有的关系的人失去约束,自私自利,个人利益至上,损害别人利益等,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已严重腐蚀了一部分中国人。
     资本主义的商业以利为中心,人文精神以仁义为中心。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中个人的利益高于社会利益。一个社会若以利为中心,为了使利益最大化,阴谋诡计等就大行其道,就会不讲仁义者先富。以利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动物文化。动物是不讲人文的,而人文精神则促使人作出利他行为。
     中国因为科学技术的落后受到西方列强一百多年的侵略、欺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受到冲击和挑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学习运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合理部分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在国家宏观计划经济指导下,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经济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吸收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优势发展起来。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是最为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国防力量、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国人重新找回了自信。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美国的金融风暴给世界带来的经济危机,突显出西方资本主义的脆弱及其致命的缺陷,西方的无限自由,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西方推崇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观遭到再次质疑。
     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两国人民对于持枪的观点截然不同。中国文化了的社会人民群众认为不需要人人有枪,只有乱世才需要抢来保护自己。美国文化了的社会,即使是现在的“盛世”,许多美国人也认为需要人人有枪。人人需要枪的社会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们对于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内心深处存在的不信任,说明了人们对于这个社会没有安全感。现在的美国社会,有些人提倡不允许个人持枪,但是有些人拼命反对。没有安全感、人人需自卫而抢劫凶杀案不断的美国越来越崇尚武力,并继续以丛林法则强盗逻辑统治威胁世界各国,这种自私自利文化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以武力逞强世界,其寿必短。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不利于人类发展的内容。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实践,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名义,最终形成了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这一对西方垄断资本来说相当美好的局面。而且,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方垄断资本相对于国内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更加巩固,从而更有可能收获丰厚的利润。美国杂志《名利场》曾发表的一篇题为《1%“民有、民治、民享》的文章这样写道: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种西方资产阶级讳莫如深的“发展”,也正是它们不厌其烦地宣传新自由主义是世界发展“良方”的真正动力。
      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而非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所谓的“现代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没有实现公平,也没有实现公道,仍然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条件去实现少数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旧制度而已。
     在西方文化的美国文化中,他们在真理观、价值观和发展观方面与垄断资本是根本对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高呼我们是99%。即便是力挺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也开始深刻反思和强烈要求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KlausSchwab)在达沃斯论坛闭幕会上就提出:“我们必须改造资本主义,使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加负责任,对于社会的需要负责任。”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说,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固有资源的消失或减少,使人类进入了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在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定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
     古代孔子的思想与现在时代如何接轨一直是东西学界思想家们思考的课题,对儒家经济思想及儒商的研究正是关键的突破口。韩国釜山大学金日坤教授说:“东亚是依靠儒教集体主义文化驱动资本主义体系、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韩国著名政治家金大中在1994年曾说:“现在已经是世界转向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寻求智慧以进行另一场思想革命的时候了。”(见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东亚诸国依然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运行逻辑和个人行为方式等许多方面。人们通常认为日本很西化,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实际上日本资本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有着明显不同,前者信奉集体主义,后者强调个人主义。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了西方化,但不是进行个人解放的西方化,而是强化国家的西方化,也就是不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在天皇制国家体制内的整体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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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3 1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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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东方优秀理念为主体、实践西方一些优秀原则,是著名的东亚模式的特点。具体表现是:虽然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又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干预和保护。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普遍手段,只不过由于国情的差异,调控的程度、范围、手段、措施各有不同。
      日本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东亚国家,但其经济中的垄断成份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市场因素高于西方国家。儒教的道德规范在日本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和人际关系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韩国则把儒家的权威主义运用到经济中去,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这对政府在制定经济战略、保护国内外市场,特别是统摄全民族一致追赶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起着十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集体主义被认为是东亚现代化发展速度快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诸国运用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实现赶超,获得了巨大成功。东亚价值观可以转换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成为现代化的阻力,表明东亚价值观已经深深在东亚诸国人民的心中沉淀了下来,即便西方文化渗透至东亚诸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一地区也能保持自己的主体价值,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这种以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为纽带形成的共生关系,是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基础。
      美国俄亥俄州威顿伯格大学教授宾尤曾根据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形势,高度评价了儒学的现代价值,认为“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今后的世界将以东亚为中心……把世界统一为一个地球村。”“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黑格尔说“只有黄河长江流域诞生的伟大帝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哈佛大学洛吉教授早就认清了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理念仅仅看似的理所当然与其实质上的自私自利,他的话则像是对上述观点的注释,他说:“西洋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在今后的世界经济战中,集体主义文化将比个人主义文化占优势。”
      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为什么要吸取孔子的智慧?正如梁濑溟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发展、洞察中国文化的底蕴、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强大之处,这是对孔子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人类未来文化的普世价值的肯定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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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3 1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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